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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欠夏天一场音乐节
更新时间:2019-07-16

  本港台现场开奖,从童年偶像周杰伦、蔡依林登台,到北京暴雨“泥地蹦迪”,麦田音乐节带着话题在夏日如期而至。

  音乐节作为关键词与夏日相连,还是近20年的事。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场音乐节,是1999年5月14日在北京日坛公园举办的“喜力节拍·99 夏季音乐节”。虽然这场音乐节挂着一些官方与商业色彩,并不是那么酷,但在时间顺序上,它的确是内地第一次姿势正确的音乐节。在此之前,中国人的户外娱乐基因似乎并不凸显,户外娱乐模式大多限于露天电影、庙会、《同一首歌》、春晚分会场等,气息传统,与酷不挂钩。

  但20年过去了,这种户外娱乐集会文化已经嵌入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思想。乐评人耳帝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参加音乐节越来越会是现代年轻人的一种普遍生活方式。”对他们而言,音乐节成为已知选项,是脱离日常、一场背对现实的有限狂欢。

  音乐节已在中国土壤扎根20年,音乐节鼻祖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也于今年迎来了50周年。

  音乐节在不断变化。2007年,中国仅有24台音乐节,到2018年,这个数字上升为263,观众人数也呈几何级增长。音乐节从小众朝着大众的方向在跃进。今年的麦田音乐节的嘉宾里有周杰伦、蔡依林,南窗音乐节里尹吾和朴树再聚首。这大概是2014年张曼玉在草莓音乐节跑调上热搜后,流行与音乐节连接最紧密的一年。

  平行时空里,似乎民谣歌手里奇·海文斯还在浅吟低唱,伍德斯托克的大雨依旧滂沱,而我们已经来到了2019,面对大量的未知。

  1969年8月15日,通往纽约州东南部小镇贝塞尔的17号公路上堵满了汽车。交通瘫痪了。在这一片瘫痪中,有人拿起吉他唱歌,有人爬上车顶晒太阳,有人干脆下车步行……他们都在奔赴同一个地方,这种奔赴中有着同一种从容。有的甲壳虫汽车里挤了十个人,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为这场奔赴发了疯般地攒钱,当他们无限接近目的地时,堵车、炎热、混乱,这些都不能阻挡他们的快乐。他们在车里唱歌、弹琴,等待。

  这些人的数量后来经统计超过了45万——美国当时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数。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场以“和平与音乐”为主题的音乐节——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。音乐节创始人最初估计人数可能会达到5万,他们低估了“和平与音乐”这两个词在那个年代的吸引力。一整个世代的青年人,彷徨、迷惘,以嬉皮士之名涌向伍德斯托克寻找答案。他们急需一个乌托邦的庇护,使它们脱离现实,释放自我。

  下午5点零7分。音乐节的第一场表演开始。这离预定开场时间晚了2个小时。开场的是民谣歌手里奇·海文斯,他原本不是第一个上台表演的艺人,但因为其他乐队的乐器运不进来,而他只要一把吉他就可以表演,于是他成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首唱。

  音乐节持续了3天,3天中他们经历了暴雨、食物短缺、医疗短缺等问题,他们吃着飞机空投来的三明治和罐头,在泥地里裸体奔跑,在河里游泳,听琼·贝兹唱着《我们会胜利的》、英伦摇滚乐队The Who唱着:夏日忧郁,无药可医。

  因为规模之大以及其象征意义,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位置无可撼动。人们提到它的时候总是会使用许多理想主义词语,即便参与者实际上成分复杂、不乏投机者,嬉皮士们留下满地狼藉,也并不妨碍它成为“50个摇滚乐史上重要转折点之一”。

  历史学家费尔徳曼说:“人们在这里经历的是一场一生中绝对只有一次的事件,它成分复杂,无法复制,如同狄更斯所说,这是最好的时代,也是最坏的时代。”

  后来人希望复辟这种理想,但再也做不到。伟大的不是伍德斯托克本身,是那个不可复制的年代与那一代人。

  与伍德斯托克差不多时间诞生的,还有英国的“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”(Glastonbury Music Festival)。1970年,伍德斯托克在历史上划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后,格拉斯顿伯里诞生了。创始人是一位农场主,这意味着他比伍德斯托克的创始人有优势,起码他不用为了场地问题四处游走。

  首届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为期两天,共吸纳了1500名歌迷。但第二年,这一数据就猛增到了12000。经过这些年的发展,格拉斯顿伯里已成为目前世界上露天音乐节、表演艺术节,每年释放出15万门票,即便如此,门票一开售就会抢购一空,这时候应该隔空呼喊抢票软件。每到夏季,伍德斯托克式的堵车就会出现在前往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的路上。无论如何,堵车这件事似乎和音乐节分不开了——草莓音乐节很好地继承了这个“优点”。

  与伍德斯托克天然带着政治与理想主义色彩不同,格拉斯顿伯里没有给自己以那么崇高的定位,它更倾向于通过音乐集会have more fun。早期的格拉斯顿伯里的主题大多以嬉皮文化为主,后来它更为包容,吸纳更多的文化与音乐范畴,在综合性上更上一层楼。

  格拉斯顿伯里在规模上刹不住车,如今的它更像一个——大型综合音乐游园会,更接近于中国人“节日”的概念。在这里,你不仅可以与摇滚、嘻哈、金属、朋克等各种音乐相遇,在各个舞台间打转,看到你最爱的艺人的演出,无论小众或大众(缪斯、阿黛尔和酷玩乐队都曾参加过格拉斯顿伯),你还可以看到戏剧、马戏、歌舞表演和杂技等。

  现代英国人“全副武装”来参加这场盛会。他们的帐篷有蒙古包式的、树屋式的、印第安式的,他们为自己准备了costume,这四、五天时间,将是他们的年中break。

  1969伍德斯托克众人为着意义而来的音乐节只存在于当年,奇观一现。就像吉他之神吉米·亨德里克斯的表演,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

  格拉斯顿伯里示例了一种更具持续性和商业化可能性的音乐节模式,音乐节从象征意义的神坛上走下来,落在更为现实的土壤里。

  2000年对亚洲来说,可以算是音乐节启蒙年。这一年日本Summer Sonic音乐节第一届启动,中国迷笛音乐节也在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大礼堂迎来了第一届。

  Summer Sonic总体上的路线跟格拉斯顿伯里很相似,从最初的摇滚音乐节定位,渐渐走向了各音乐流派融合的综合性音乐盛会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Summer Sonic是最不排斥流行的,缪斯、林肯公园、霉霉Taylor Swift、Rihanna、The Black Eyed Peas、Beyonce,这些欧美流行歌手或乐队,都曾登上过Summer Sonic的舞台。因为与流行互相加持,Summer Sonic在亚洲的地位不可撼动。

  Summer Sonic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——最具体验性。除了堵车,音乐节还很容易与另一个词共生——chaos。大量人群聚集,天气状况、饮食、交通、医疗、安保、应急……一项疏忽,就可能导致极端混乱。譬如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期间就发生两起死亡事故,一起因为吸毒,一起因为拖拉机从某人身上碾过。这些混乱因伍德斯托克的光环而退居二线。

  日本人性格恰好是应对chaos。他们可以从一团乱麻中找到头绪,然后将线团理顺。与欧美音乐节选址的“农场倾向”不同,Summer Sonic主打的是“都市圈”概念,选择东京或大阪离都市中心不太遥远的地方,将交通半径极大地缩小。Summer Sonic还会提供专门的露营场地、留宿帐篷等。全面禁烟、垃圾分类和门票回收也是Summer Sonic的一大特点。当音乐节成为假期娱乐选项之一,秩序和体验质量成为人们选择的依据。这几乎与伍德斯托克式的极致释放、摧毁现有秩序的精神背道而驰,蜕变为更适合现代年轻人的模式。

  与Summer Sonic齐名的日本Fuji Rock音乐节也是优质体验派的代表。Fuji Rock第一届选址在新潟县苗场滑雪场,山谷、树林、溪流,奠定了它的气质。音乐内容之外,食堂、帐篷、舞台效果、周边产品……Fuji Rock都做到了极致,从参与者的体验立场出发,它希望人们是来音乐节娱乐与欣赏音乐,而非来音乐节体验“地狱模式”。这两大音乐节极具日本特色,也代表了音乐节的一大走势。

  国内几大有名的音乐节,譬如迷笛、草莓、摩登天空、麦田,基本都处在这个走势当中。

  迷笛曾有过“中国的伍德斯托克”之称。最初,它所邀请的乐队义务演出,观众免费观看、自由出入,极具地下摇滚的精神。第一届迷笛时,场地旁是一片工地,演出时,隔壁的民工趴在墙上看,迷笛校长张帆对他们喊:“进来吧,哥们儿!”这样的迷笛在最初7年,亏了150万,但这亏损的金钱里,的确带给了中国年轻人最初也是最纯的音乐节体验。

  2007年,沈黎晖办了一场音乐节,以他公司的名字命名——摩登天空音乐节,请到的艺人有Yeah Yeah Yeahs、重塑、后海大鲨鱼、新裤子等,作为第一届,这样的艺人level已经很难得。但混乱、暴雨、亏损依旧是这次音乐节的关键词,甚至有人冲进工作人员的帐篷,一把抢走了100多张演出证。

  这种混乱在他两年后举办草莓音乐节时,有所改善,虽然也遇上了暴雨。因着沈黎晖举办的音乐节,北京的海淀公园、通州运河公园在全国乐迷心中成了地标。后来草莓随了Summer Sonic的巡回模式,就又有了上海草莓、深圳草莓。

  对于张帆和沈黎晖而言,音乐节已经不再是亏损项目,沈黎晖卖掉4套房子的钱也早已回本。音乐节发展到如今,商业的参与越来越多。商业植入、周边产品、市集文创……音乐内容与商业化尝试之间的balance很难把握。如今各种音乐节在国内遍地开花,质量参差不齐,音乐节早期所带的小众、专业、乌托邦色彩被这些所谓的规模化冲淡。

  伍德斯托克留下了一张经典照片——音乐节的最后一天,地上一片狼藉,一对恋人无视周边的混乱,披着沾了泥土的毯子相拥。他们身后一个越南席地而卧。

  两年后,这对恋人结婚,几十年后,当伍德斯托克只留下影像和回忆,他们依旧相爱。

  “我们当时希望这能够引导美国文化走向真正改变的可能性,并且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。”

  “伍德斯托克是我真正开始投入人生接触大世界并且独自奋斗的起点。它让我做好了准备,并让我确信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  经典已成过去,如今音乐节的功能性更纯粹。当你在“996”里喘不过气,至少它提供了一个去处,在音乐的浪潮里,暂时性,找到自己。当然,它得整理初心,把重点放在音乐上,否则,便成了一场空壳仪式。

  [1]. 《五一迷笛观察|逃离现实的乐迷和音乐节的“乌托邦经济”》,作者:袁佳琦、翟笑千